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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Ｐ.5-6）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生存是最高根本法，政治共同体的生存是绝对宪法，[14]（Ｐ.23-24）宪法不能成为自杀契约，维持政治共同体的延续是宪法的核心使命，这段文明史论述构成了绝对意义上的宪法。

上(抗)诉率、申诉率、信访投诉率、服判息诉率等绩效考核指标一直为理论与实务界所诟病，但是仍有法院将其作为服判息诉率的下级指标。(43)就审判工作实绩而言，由于高级别法院审理的案件多为上诉案件，因此，其案件数量多由一审上诉量所决定，同时案件类型多为争议案件、审判监督案件、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社会影响力较大的案件，通常更加重视办案质量和办案效果。

(50)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法官业绩考核评价制度研究》，《中国应用法学》2018年第1期，第128页。从改革方向来看，《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明确指出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简便易行的审判绩效考核办法，根本目的在于强化司法履职保障，以实现健全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审判权力运行体系。(13)参见陈敏光：《综合配套改革背景下的法官绩效考评体系的完善——基于司法属性的管理学思考》，《法律适用》2018年第19期，第105页。《荀子》书中没有对驳而霸的驳字做过更多的说明，但对霸则有所论述，通过荀子对霸的论述可以探知驳的实义。(18)比如《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绩效管理办法》第4条规定服判息诉率是指1减去上(抗)诉、上级法院申诉申请再审新收案件数、上级法院再审收案数与生效案件结案数的比值。

金赵秉文《与李天英书》则云：杜陵知诗之为诗，未知不诗之为诗。更遥远的不去说它，就从《诗经》算起，古典诗歌进入唐代，也有了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认同的关键就是要通过社会、经济手段，推进社会主义的实质平等、共同繁荣的基本要求，打造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塑造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

②关于政法法学的研究范式，可参见邵六益:《政法传统研究:理论、方法与论题》，东方出版社，2022年版。五四宪法第72条规定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就本文关注的民族团结议题而言，中国五千年的时间塑造了历史中国与中华文明，但是这一文化传统和政治体不是哪一个民族创造的，而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一）宪法正文的体系性解释 宪法文本是一个有机关联的整体，对宪法中民族团结条款的解读应该采取体系性的方式。

对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和民族团结的实现，不仅仅要依靠政治上的民族识别、民族干部培养、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这些上层建筑的事情，更重要的环节是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这是由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完成的。[12]所谓政治构成，归根到底就是要用一定的手段，完成国内不同地域、不同人口、不同民族的合众为一。

第2款规定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乃是社会主义的重要体现。已有学者从整体性的视角出发，在宪法文本中提炼出国家认同的文化机制和制度机制，以实现民族团结的宪法爱国主义的构建，在其论述中就试图借助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条款的解释完成国家认同中的价值整合。也有学者对我国历次宪法文本中的民族团结词语进行了分析，并对现行《宪法》中出现三次的民族团结的不同意义进行了分析[7]。④总之，社会主义的改造与塑造奠定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础，也是宪法序言所确定的民族团结叙事的主基调。

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法学理论的发展，但是多数研究都将宪法之中的民族团结条款局限于文本中直接包含民族字段的部分，从而大大限制了相关论述的视域。已有学者对中华民族概念入宪的规范释义和意义进行了阐释[6]。七八宪法第40条规定积极支持和帮助各少数民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前几部宪法对少数民族的帮助都以民族身份为标准，但是在八二宪法时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七八宪法序言第一句话规定，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人民革命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七五宪法第24条规定积极支持各少数民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1949年的《共同纲领》第53条规定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

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开拓的辽阔疆域、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必须要回到悠久的历史中去才可以理解。[提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用法律来保障民族团结是法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其中宪法发挥着基石性作用。

现行宪法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团结条款，而且这些内容不限于直接包含民族团结语词的条款。宪法第4条所规定的民族共和更应该受制于、从属于第1条、第2条规定的阶级共和的限定，人民共和中人民的判定标准是无产阶级的同质性，这也是社会主义打造国家基础的关键所在。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是新中国重要的宪制基础，也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题中之义。国家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而非仅仅帮助少数民族发展，从属人到属地的转变也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集中体现在序言第二段至第五段的规范中，这是序言为民族团结所提供的政治论述，也对回应当前民族理论中的一些争议性问题有所助益。而第二段开启的革命论述则直接处理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革命建国历史。

新形势下民族工作面临五个并存的新局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民族地区经济加快发展势头和发展低水平并存，国家对民族地区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和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仍然薄弱并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趋势增强和涉及民族团结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并存，反对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斗争成效显著和局部地区暴力恐怖活动活跃多发并存。三、宪法正文中民族团结的制度体系 用法律来保障民族团结，需要落实到具体制度之中。

[16]（Ｐ.28）各民族的团结显然构成了政治共同体的重要基石，也是制定宪法的前提性问题。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中华民族纳入党章之后，2018年将中华民族纳入到宪法文本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奠定了民族团结的坚实基础。中国各族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特别是各族人民在近代面临民族危亡时的抗争图强、革命自救，使各族人民融入一个集体中华民族之中。

现行宪法中蕴含着丰富的指向民族团结的资源，且不限于直接包含民族民族团结词语的条款:一方面，宪法序言引入文明维度、革命范式、社会主义视角，提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和政治逻辑，确立了民族团结的历史正当性。法学研究只有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角，才有可能做出应有的时代贡献，这就要求我们在相关研究中完成视角的转换，从自治或单纯的权利视角回到国家建设的视角，回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趋势下来。（二）民族团结的政治叙事 近些年来，我国民族工作中出现了新问题，进而有学者对多民族国家认同的传统进路产生怀疑，认为通过政治手段识别、再造民族的同时，也培养了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而这蕴含着分裂的危险，因此提出民族研究的去政治化，力图借助文化传统打造少数民族的国族（国民）认同。本文认为，对宪法中民族团结条款的解读，不能局限于教义学的视角，而要从政治宪法法学的进路去发现相关条款的丰富含义，以整体性视角和体系性解释的角度去挖掘现行《宪法》所蕴含的丰富法律资源。

[32]（Ｐ.24-40）在实现了人民政治身份的同质化塑造后，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成正当性汲取，将各民族群众纳入到中国人民的统一体之中。[11] 回到宪法学理论上来，宪法并不仅仅是一个叫作宪法的文本。

[4]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既需要政治上的确认，也需要借助具体方法去维护和夯实民族团结的基础。只有坚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够妥善处理一体与多元的关系。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是必然之举。③常安教授以这一新视角重新分析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问题，参见常安:《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民族地区的推广和普及——从权利保障到国家建设》，《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林尚立教授指出，1949年以来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所形成的国家认同，对当下的国家建设来说是最重要的，就中华民族的形成来说，在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时候，中华民族就不仅仅是一个‘文化民族，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政治民族，即基于政权与制度力量而聚合在一起的民族。与此同时，多个地方都已经开始了地方性的民族团结进步立法实践，但各地的民族团结进步地方立法之间彼此差异不小，标准不完全一致。人民主权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基石性原则。从这一规定中可以看出，国家保障的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与全国共同发展，而不是侧重于不同民族群众之间的差异与共同繁荣。

《选举法》第16条、第17条对人大代表选举中的民族构成又作出专门的规定，核心都是希望借助人大的整合机制，将民族、性别区分整合进人民的概念之中。就新中国的宪制而言，人民共和包含着阶级和民族的共和:一方面是四个阶级在协商基础上的共和，另一方面是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共和。

而八二宪法更加重视历史中国的文明意涵，将当下中国的历史逻辑拉长为更加久远的五千年文明，这也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论述相契合。《宪法》前两条的国体条款与政体条款都没有明确提及民族问题，说明民族问题并不是国家建构的基石性问题——阶级才是社会主义国家构成的基本框架，这也恢复到马克思主义对国家与法律的理解进路之中，宪法第4条对民族问题的规定从属于前两条关于中国人民的阶级分析框架。

且《民族区域自治法》自2001年修订至今已有20年，二十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民族大流动、大融居的新型民族交往格局逐步形成，《民族区域自治法》在回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命题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如《民族区域自治法》还没有引入2018年《宪法》修改时加入的中华民族提法等等。中国之所以是中国，恰恰是因为有中国各族人民的参与。